大金鹿小金鹿青岛“金鹿”自行车诞生于四年老板是上海人青岛三大件“自行车”、“缝纫机”和“电视机”。说起自行车，“金鹿牌”在青岛，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甚至比“凤凰”、“永久”更受认可。

　　“金鹿”系列自行车分两种，载重型自行车，俗称“大金鹿”；轻便型自行车，俗称“小金鹿”。直到今天，大、小“金鹿”依然是青岛人无比自豪的国产品牌，也承载了那座城市曾经的轻工业辉煌。

　　它的最初前身是1915年诞生的民族企业“同泰车行”，1932年扩建为“同泰工厂”，创始人是一位上海人，老青岛著名的民族资本家曹海泉。

　　曹海泉（1890-1966），地地道道的上海人，他家境贫寒，幼年父亲去世，与母亲艰难生活。1902年（清光绪二十七年），时年十二岁的曹海泉为了谋求生计，辞别母亲从上海来到青岛，投奔一位老乡学徒打零工，这位同乡做的是汽车修理，曹海泉勤学肯干，跟着没多久就掌握了行内技术，成了一名优秀的维修技工，车行里的活计他都能承担，颇得大家赞许。

　　在行里打工的时候，曹海泉就留心观察城市用车情况，他发现胶澳（青岛旧称）当地对非机动车需求量很高，特别是自行车因为轻便又灵活，被许多当地侨民喜爱。当时胶澳没有生产自行车的工厂，多数是从德国、日本原车引进，因此也没有维修自行车的地方。虽然胶澳洋行也会进口一些需求量大的自行车零部件，但多为定向按件批发，不向个人销售，也很少有人懂得更换损坏零件，这块市场的潜力极大。

　　曹海泉眼光独到，他瞅准了这块蛋糕，开始筹划第一桶金。他一边省吃俭用打工积攒资金，一边刻意积累非机动车修理经验，终于在1915年（四年），开始了自己的计划。车行同乡对他提出的辞职申请以加薪挽留，曹海泉依然坚持己见，择址在山西路24号开办了胶澳第一家专修自行车的商铺，字号“同泰车行”。

　　曹海泉的维修技术，对自行车维修业务可说驾轻就熟，他的店铺除了经营维修，还兼顾营进口德、日自行车零件的代销和零售，以及英国邓禄普（DUNLOP）自行车轮胎的独家包销（即独家代理销售）。

　　曹海泉服务热情、技艺高超，顾客日渐增多。“同泰车行”创办的七年后，1932年（二十一年）他在青岛特别市（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批准）买下胶州路144号和辽宁路127号两处铺面，作为同泰车行的分店，雇佣工人指导技术，三店同时营业，收入与日俱增。

　　随着同泰车行的火爆，一些掌握技术的作坊也开始同类业务，同业竞争不可避免，加上当时的自行车零件全部依靠进口，需求量和价格仰人鼻息，使新生的自行车维修业很快进入瓶颈期。同泰车行再次面临发展机遇。

　　1933年（二十二年），曹海泉看中了内蒙古路17号的一块地皮，在此筹建“同泰工厂”，他要用这块地生产自己需要的自行车零件，打破外国产品垄断。他用高额薪酬聘请技艺高超的工人做技术指导，使用原装进口机器设备，兼采德、日技术之长，全面生产自行车零部件的同时，开展技工培训，快速补充用工缺口。

　　掌握了自行车零部件供应的同泰，又在谋求新的进展。在当时，自行车的另一个主要部件——内外“轮胎”，供应市场被英国邓禄普轮胎公司卡着脖子，曹海泉计划在青岛特别市生产自行车轮胎，让中国人用上自己生产的自行车轮胎。

　　轮胎生产涉及全新的技术门类，行业壁垒和外国技术垄断，让这次计划困难重重。1934年（三十三年），曹海泉在内蒙古路上的自行车零件工厂北院，开始规划筹建“同泰胶皮工厂”。他从国外重金聘请技师，亲赴日本协商订制设备，所需原材辅料逐一与洋行订货，经过不懈努力，中国第一家自行车轮胎厂顺利开工天博TB。

　　胶皮厂按照两班运转，每天生产自行车外胎200条，内胎500条。国产轮胎没有国外产品的附加值和利润，不仅成本低廉而且价格便宜，同泰胶皮工厂坚持“质量价格”并重，以“骆驼”为商标的自行车轮胎很快闻名全国，各地订购者络绎不绝，英国邓禄普公司风光不再。这离“同泰车行”创立不过二十年时间。

　　有了自行车维修、配件生产、轮胎供应的基础，曹海泉又开始了新的思路。他以自家工厂生产的零件为主，有选择地购进部分其他厂家仿制零部件，开始组建第一条国内自行车生产线。曹海泉为此注册了“铁锚”商标，在组装好的自行车出厂之前，要在车架上标注“青岛同泰工厂制造”标志，有意识宣传自有品牌。

　　“铁锚”自行车产品质量好，价格亲民，很快便在市场站稳脚跟，能够与德日商品一争高下，产销量大增，不但畅销省内各地，许多外省也来采购订货。“同泰”的商号越走越好，隐隐有全国自行车行业“领军者”的味道。

　　1937年（二十六年）“七七事变”爆发，日本发动侵华战争，二次染指胶州湾，魔爪伸向青岛。日本三菱洋行在日本军方支持下，以“明买暗抢”的方式，提出廉价“租借”同泰工厂、同泰胶皮工厂。

　　曹海泉当然严词拒绝，三菱日商恼羞成怒，运作日本宪兵队以莫须有的罪名，将曹海泉逮捕入狱，施以严刑拷打威逼利诱，软硬交加达一月之久。曹海泉无奈，咬牙把苦心经营的工厂廉价“租借”给日商，日方以区区四万日元注资，成为“同泰”大东家，三菱洋行将其更名为“牛岛洋行工厂”。

　　1945年日本投降，南京国民政府开始部署接受敌产，国家和地方纷纷开始运作中饱私囊。曹海泉为了自己的工厂，在国民政府四处奔走，经多方努力，直到1946年终于把同泰重新回归名下。

　　同泰工厂回归后，仍由曹海泉独资经营，继续生产自行车零件。同泰胶皮工厂由于资金不足等原因，只能采取合股经营方式，更名为“同泰橡胶厂”，生产范围由原先的自行车轮胎，扩大生产小推车、地排车、人力车等其他非机动车轮胎配件，但商标仍沿用“骆驼牌”。内战期间，同泰受到时局影响，赋税沉重、物价飞涨，销路大打折扣，生存艰难。此时的曹海泉已经是年近六旬的老人。

　　内战开始以后，政府节节败退，眼见大事不妙，开始筹划撤退的可能性，许多企业在其动员之列。曹海泉以为这是开拓市场新的机会，相信了国民政府的“宣传”，把同泰交给弟弟和长子代理，1947年（三十六年），自己独身赴台考察选址。可惜这一去再也未能返回祖国故土，于1966年病逝于，享年七十六岁。

　　上世纪五十年代，新中国实行“公私合营”，92年历史的同泰工厂，作为首批合营民族企业，被合并成立“国营山东青岛自行车厂”，厂址在铁山路83号，归口山东轻工业厅下属的青岛手工业管理局。1956年，国营青岛自行车厂进一步合并，成立公私合营青岛自行车厂，隶属青岛市重工业局领导，厂址改为在曹县路29号。

　　山东青岛自行车厂在五十年代初期开始生产“国防”牌自行车，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研制载重型和轻便型的脚闸“金鹿”牌自行车，第一辆“大国防”和第一辆“大金鹿”都诞生于此。而作为“同泰”的继承者，同泰橡胶在辽宁路72号，开始了它另外的命运。